行行重行行，瞻望复瞻望。中国海外民族志走过二十余载，正在将“到海外去”的历史积淀转化为“迈入世界社会”的现实行动；区域国别学建设如火如荼，中国海外社会经验调查者的足迹不断拓展，共同体规模日臻扩大。高丙中教授曾在访谈中对有志于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的青年学生说道：“恰恰因为它（海外民族志）是困难的，所以它是值得的。如果你真的去做，结果会证明是十分值得的……它的回报对你的成才和对学科的贡献是非常明确的。”【理论与方法】高丙中 谭萌｜从海外民族志到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

　　2024年的大年初一是中国农历新年成为“世界年”的首个春节，一批青年学人仍在世界各隅开展田野调查，他们既是世界社会中春节景观的参与者、观察者和体悟者，也是在春节时空中构建世界社会的实践者、分享者和对话者。“世界社会”联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燕南66优创”团队邀约海外田野工作者分享“世界年”期间的经验体悟。上辑，在东南亚和非洲的田野调查者们分享了有关回家与远行、出海与落脚的故事，本辑的作者们将分享他们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俄罗斯、哥根廷和哈萨克斯坦的田野见闻。在此，我们与读者共同感受“田野中的春节”的多元与交互，看时间的力量、选择的艺术、“不确定”中的希冀以及“随俗”中的你我他，并为因流动而彼此联结的人类社会送上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新年祝福。

　　我是张雯馨，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人类学专业2022级硕士研究生。自2023年9月接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项目的资助，在马来西亚开始海外田野调查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研究议题是在田野调查中不断生成的，且议题的变化领着我进入新的社区与家庭。在前三个月跟随马来亚大学团队与本土NGO组织对不同州属的原住民村落探访与考察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在现场更触动我的不再是来此地之前自己想象中的与传统生态知识或与自然保护有关的议题，而是与原住民的日常生活、生计发展有关的，且是他们自己关心的、更具现实意义与冲突张力的问题。因此，我将关注点转向马来半岛原住民（Orang Asli）在重新安置政策与社区发展中的文化变迁与社会适应问题。

　　2023年12月，我住进了位于吉隆坡城市边缘的Temuan（特姆安族）原住民的重新安置社区。接纳我的家庭里住着Mahat（71岁）、Rosezieka（35岁）和Carlissa（8岁）祖孙三代人。起初的一两周，来自语言的障碍、对社区环境和族群构成的复杂性的惶恐，都让我感到自己被远远地阻隔在当地生活之外，以至于我甚至没办法感受到房东和周围邻居们对我的态度，不仅时常担心自己住在这里是否合适，而且为田野的进展感到焦虑。但是，某天晚饭后与房东的聊天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和心情。那晚，我鼓起勇气问Rosezieka是否习惯我住在她家。她说其实她也担心我不习惯或不喜欢这里，所以这些天都有些小心翼翼。她和父亲都感到我一个人在这里做研究很不容易，所以他们也已经悄悄地在帮我联系他们认为社区中能帮到我的人，希望在得到明确回复后就介绍我和更多人认识。我一下感到很羞愧，自己一直在为她对我的冷淡态度心有戚戚，但仔细想来我也没有尝试主动和她敞开心扉。后来，Rosezieka问我：“Wen，你离开马来西亚之后还会想起这个家里的人吗？”她说：“虽然我们之间现在还有一道边界，但时间会把客人变成家人。”那一刻我好像突然理解了什么是“田野里的织线”，那便是被陌生的家庭一点一点试探着接纳的过程，中途我要离开社区回自己租的公寓暂住几天时Carlissa妹妹气呼呼又湿漉漉的眼睛，回来时看到他们不知何时为你重新布置了镜子和书桌的房间。

　　在新的一年里，希望自己能始终带着好奇、敏感、谦逊和真诚，认真地等待，认真地与田野中的人事物相遇，慢慢探知彼此习性、熟悉彼此韵律、照顾彼此需求，勇敢坦然地走进未知。

　　我是尹楷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计划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人类学研究。去年暑假，我曾参与印尼政府主办的“文化艺术奖学金”活动，在雅加达学习了两个多月的巴达维传统舞蹈。

　　大年初三的午夜，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电闪雷鸣，大雨如注，我提着随身行李忐忑地走出苏加诺—哈达机场。再次抵达印尼，我希望能够现场见证即将到来的“盛宴（pesta demokrasi）”——大年初五便是印尼五年一度的总统大选。这次选举将选出执政十年的印尼总统佐科的人，也将勾勒印尼未来五年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

　　所有的投票都在初五的早上完成，下午便直接开始计票、唱票。我在朋友的帮助下看到了不少印尼投票站的情况，其中有很多与我的预想完全不同的场景。我走过德波（Depok）市内不同社区的投票站，工作人员告诉我，一个投票站的选民数量有三百人，而每个社区都有两个投票站。事实上，在德波乡村，每走几分钟便会看到一个新的投票站，它们多设置在一些公共区域，如清真寺前的空地、空闲的亭子等等。无论是上午的投票还是下午的唱票，除了庄严肃穆的仪式感，还穿插着轻松诙谐的氛围。好玩的事情接连发生：投票站负责人在让选民轮流投票时，错把一位大叔叫成了“夫人”，惹得全场大笑；当我把镜头对准协助投票的小伙子们时，他们兴奋地冲我摆出各种造型，仿佛发现并创造“意外之喜”成为他们在重复且机械的投票流程中获得参与感的重要方式。

　　最有趣的当数下午的唱票环节。在德波乡村清真寺前的一个投票站里，唱票员拿着话筒，在选票被当众展示时大声地说：“这张票投给了——”，在场的观众、监督员便一起寻找票上的小孔，然后和唱票员一起大声地说出：“一号”“二号”或“三号”。唱票员接着喊道：“有效？（Sah？）”观众们便一齐大声附和：“有效！（Sah！）”唱票人见大家情绪高涨，还用谐音来搞怪。在说完有效（Sah）之后，接着说道“非常——（Luar Bia——）”，人们异口同声地接道“好！（Sa）”。之后，大伙儿才反应过来这里两个词同音，之后便又是满堂大笑。

　　计票和唱票成了一种村庄中的集体活动，尤其是人们关注最多的总统大选，不仅是计票工作人员参与的活动，还是全民共同介入的集体生活。或许人们政见不同、投票不一，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共同参与的热情——调侃、幽默、对抗无聊，成为这场“重要的大选”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发展研究专业的博士生李嘉毓，2024年1月初，经历了重重困难，我终于开启了因为疫情耽误了三年的博士田野调查，同时参与中国农业大学坦桑尼亚“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的在地组织与协调工作。这是我第二次来坦桑尼亚，同时也是第二次在非洲过春节。

　　第一次在非洲过春节是在2015年。当时，我在肯尼亚的桑布鲁国家保护区（Samburu National Reserve）内的一处营地，参与Samburu Elephant Projects 关于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调研。保护区内人烟罕至，更不必说中国人了，所以第一次在非洲过年的经历聊胜于无。我记得当时是在野外营地帐篷里，和其余两位中国伙伴、SEP肯尼亚团队员工，以及同样在开展野保田野调查的美国研究团队人员一起简单吃了一个“年夜饭”。当时，除了中国人以外的其余人员并不知道当晚是除夕。我为了应景，利用手边仅有的食材，做了西红柿炒蛋和炒土豆条（刀太钝无法切丝）两道中国菜，我们三位中国人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中国新年，这就是第一次在非洲过年的主要记忆。

　　这次在非洲过年，情况有所不同。我大部分时间待在位于坦桑尼亚中部的莫罗戈罗（Morogoro）省，该地区华人数量较少，相较于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以下简称“达市”），这里几乎感受不到什么春节气氛。根据坦桑当地华人的估算，目前坦桑尼亚约有6万～7万中国人，大部分生活在达市。在距离春节还有半个月时，我在达市待了三天，感受了一把当地的春节气氛。在与当地华人的交谈中得知，这个时间段回国人数激增。但同一时期，坦桑尼亚航空发布公告，通知在春节前后的一周内（2月8日—16日）停掉每周三次往返达累斯萨拉姆－广州的航班。据当地华人分析，可能是因为春节前后一周往返坦桑的中国人锐减所致。而留在当地过年的华人，和国内节奏保持一致，已经进入了“备年货”阶段。在我去过的几家中国超市内，虽然“刘德华没有在营业”，但对联、灯笼、糖果、瓜子等“春节必备好物”已经摆上了货架，不少中国人在超市内采购年货。

　　另一方面，在充满“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坦桑尼亚，这种欢度春节的氛围，似乎又只限于华人圈。据当地华人介绍，在华人圈以外，达市的生产生活与以往并无太大变化；但是，当地会提醒中国人注意安全，因为有部分劫匪可能会在春节期间对中国人实施抢劫活动。在我所在的莫罗戈罗省，春节氛围几乎为零。在春节前三天（腊月二十八），我前往莫罗戈罗省政府，与项目合作方莫罗戈罗省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讨论今年的项目安排。与我对接的四位坦方官员，已与我们团队有10年的合作关系，且均在2017年在中国参加过中国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AIBO）所组织的为期三周的研讨班活动，其中有两位是中国农业大学校友，在农大接受了为期两年的研究生学习，并取得了硕士学位。即便如此，开会过程中讨论到项目经费问题，在我提出“当前是中国新年假期，经费预算无法及时到账”时，他们仍感到不解和困惑。

　　春节期间，我的主线任务是在莫罗戈罗省（MorogoroRegion）基罗萨县（Kilosa District）鲁代瓦乡（Rudewa Ward）的佩雅佩雅村（Peapea Village)开展田野调查。2月初，阴雨不断的小雨季终于有了去意，位于南半球的坦桑尼亚逐渐进入了盛夏时节。根据往年情况，坦桑尼亚的小雨季通常在12月-1月结束。但今年气候反常，截至截稿日期，当地降水仍十分充沛，莫罗戈罗省部分地区甚至遭遇了小范围的洪涝灾害。如果说国内当前的关键词是“大雪”“寒冷”“春节”和“团聚”，那这里的关键词便是“暴雨““酷暑”“农忙”和“收获”。

　　如前所述，由于降水的异常变化，本该在一月初就开始的玉米收获季，直至二月初才姗姗来迟。按照坦桑尼亚的农事习惯，农户一般会等到玉米在田里基本晾干之后才开始收获，所以虽然目前玉米已经完全成熟，但由于前期自然晾干，湿度过大，大多数农户仍在观望之中，期待雨季尽快过去，玉米得以在田内自然晾干。根据观察，佩雅佩雅村仅有少部分农户完成了玉米收获。而极端降水也对其他作物的播种与生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以水稻播种为例：我的英语—斯瓦西里语翻译Mkamba先生是佩雅佩雅村的一名农户。春节当天，我们商量休息一天，约定第二天继续入户访谈。但第二天Mkamba先生却临时取消了计划，原因是他去稻田视察时发现，受持续强降水的影响，一个月前播种的水稻大部分未发芽，需要复播。根据入户访谈了解到的情况，面对天气的异常变化，大多数农户均对今年粮食收成表示担忧。回顾2015—2023年坦方撰写的项目年度报告，持续的干旱是近年来影响当地农户玉米产量的主要因素。回忆起刚到田野时的第一周，我还为今年如此丰富的降水会为农户带来丰收感到高兴，目前看来显然是为时尚早。在坦桑农业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中，雨养农业的不确定性在当下得到了十分清晰地呈现。在特别的时空中，农户对“收获”的期许或许与中国人对“团聚”的希冀不相上下。

　　2024年1月2日下午我落地达市，当时达市的圣诞与新年气氛还没有完全褪去，多家本土超市和部分建筑物外观仍保留着圣诞装饰。在这个季节，达市街道两旁的火焰树（flame tree）开满了红花，火焰树的学名是凤凰木（Delonix regia或Royal Poinciana），但因为火焰树的花期在12月且花色为红色、叶子为绿色，自然地呈现出圣诞氛围，在坦桑尼亚当地往往被叫作“ 圣诞树（Christmas tree）”。在我调研的过程中，问及坦桑尼亚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时，无一例外地，当地人的回答都是“圣诞节”。

　　我是徐睿。